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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古代刑具的谢幕人  

2010-10-11 22:13:53|  分类: 知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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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刑具的谢幕人,一个关键人物是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。沈家本,字子惇,别号寄移,浙江归安(今浙江吴兴)人。光绪九年(公元1883年)考取进士,留任刑部。后来历任直隶司主稿、奉天司正主稿兼秋审处坐办,律例馆帮办提调知府、刑部侍郎、修订法律大臣、大理院正卿、法部侍郎、管理京刑法律学堂事务大臣资政院副总裁、袁世凯内阁司法大臣等职。
        由于长期主管司法工作,对中国历代法典和刑狱档案较为子解,明晰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变化和得失所在。他是最早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的影响,并成为中国积极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法律思想的代表人物。
        沈家本强调治国必以法,极力推崇中国历史上的法治思想,并从立法、司法、守法三个方面对如何实现以法治国进行了阐述。认为“世间未有无法之国而能长治久安”的,法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,只有“法度立”才能使国家政权得以巩固。认为严格执法是以法治国的重要一环,“有法而无循法,法虽善与无法等”。而执法的关键在人,反复阐明“法贵得人”、“用法在人”的道理,认为“用法者得其人,法即严厉,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,用法失其人,法即宽平,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”。
        沈家本赞扬西方的司法独立制度,认为真正的法治,必须达到使民守法。主张使民先知法,不仅要把法“布告国中”,以“今天下知所遵守”,而且要教民懂法,建议仿古制设立律博士教习法律,使国家的各级官吏和全体人民皆能知法。主张实现法的统一,要坚持以法为“国家惩治之具”,而非“私人报复之端”,如借刑汇愤,则必然会出现法重刑滥的弊端。在适用法律中,对同一犯罪必须适用同一法律,处以同等刑罚,不得因犯罪人身份不同而有差异。
        在法与道德教化的关系上,沈家本明确提出法只是“辅教化之不足”的一种手段。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有犯罪现象乃是由于“歉于教化”,因此,想防止和减少犯罪,*严刑峻法是不行的,而应以“仁政”为先,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,尤其对于未成年犯,更应“以教育涵养其德性,而化其恶习,使为善良之民”。
        沈家本极力主张变法,认为当时清政府是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,无法固守祖宗成法而不变,要达到国富民强,必须“参考古今,博稽中外”,对法律进行修改。对刑法“改重为轻”认为“化民之道固在改教,不在刑威”,为此,秦请废掉凌迟、枭首、戮尸、缘坐、刺字等酷刑,死刑一般用绞,只有重罪才用斩刑,其他诸刑也多减刑。
        针对清旧律中所规定的贫富、贵*、民族、男女不平等的情况,明确提出了“法律平等”、尊重“人权”的主张,反对刑有等级,主张执法公平。沈家本的修律工作和法律主张,为改变固有封建法制和引进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和原则做出了贡献。
        沈家本一生著述其富,共五十一种三百二十二卷。所著《历代刑法考》系统地整理了中国法律史资料,作为一部开创性的著作,首先表现在内容的丰富与取材的广博上。历代与刑法有关的资料,如刑法制度、刑官建制、律目变迁、各朝赦免、监狱设置、刑具种类、行刑方法等等,巨细无造,成登毕录。内设《刑具考》一卷,所集资料,按目分列,缕析条分,上下几千年,即洋洋大观,而又不显得芜杂。一般都是从训诂着手,引经据典,追本溯源广征博引,为求阐发其本意。
        以汉代以前的刑具,拘系罪犯的绳索—徽()为例,略窥沈本家对历代刑具的考证风格。《历代刑法考·刑具考》载:“按《彀 梁》宣二年传注:《易》日继用徽()。疏:马融曰,徽(),索也。陆德明云三纠绳曰徽,二纠绳曰()。《释文》三股曰徽,两股曰()。《史记·屈贾传》索隐:《通俗文》合绳曰纠。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十七:《仓颉解诂》绳三合曰纠。并与许说相合。《文选·长笛赋》五臣注:《汉书音义》张晏曰,二股谓之纠,三股为之()。《鹏鸟赋》注:《字林》曰,纠两合绳,()三合绳。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诗注:纠两股索,()三股索,与许异,至或曰三纠,二纠,或曰三合,或曰三股、两股,合与股尚无区别,有天地,纠则义不同矣。以索之义求之,纠为是,段,王二说可互证也。”即注意吸收历代的研究成果,而又能作出自己的判断,足见其功力不凡。
        沈家本可说是古代有史以来对近五十多种刑具的产生、功能规格沿革等进行考证的第一人,给后人关于刑具领域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,其主要著作有:《沈寄移先生遗书》、《秋谳须知》、《律例偶笺》、《律例杂税》、《读律校勘记》等。
        沈家本生活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,痛感几千年积郁的沉痛就在于保守,墨守旧章的切肤之恨造成多次民族悲剧和“积重难返”的后果。于是他到欧美、日本等国家习,引进和借鉴西方法律之精华,介绍欧美、日本变法情况,重视翻译西人之书。他从“各法之中,尤以刑法为切要”的认识出发,不惜重金聘请外国法律专家参与修律,删去时代截然相悖的落后和野蛮部分,首先,完全抛弃了摧残肉体的笞杖,将身体排斥于刑罚对象范围外,采用罚金,建立一个以自由刑为中心而由死(绞)刑、无期徒刑、有期徒刑、罚金、拘役等五种刑名组成的新体系。在历史段上,意味着完成了从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以肉刑为中心到以自由刑为中心的过渡,实现了刑罚体系近代化的过程,反映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。
        经过三年多的过渡和实践,《现行刑律》于公元1910年颁布实行。律文中废除刑具的记载“其笞,杖虽不入正刑,仍然竹板,以备刑讯之用。此外各刑具,尽行废除,枷号亦一概芟削,刑制较为径省矣。”宣布了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几千年的刑具从此寿终正寝,沈家本作为古代刑具的掘墓人和埋葬者,功德无量,人心永铭。
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后记
        拙笔试图从多角度、多方位来阐释古代刑具这具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所分娩出的“怪胎”:从古代文字中发掘、考证;从人类生理特征中探索;从古代统治者心态上溯源;从“阴阳五行”中窥其质地以及对“断代”问题的推导等。因本人才疏学浅,避免不了主观片面,谬误之处还请方家指正。
        本书的主要资料考于历代法律著作,同时还承蒙民俗学者张学礼先生和收藏家杜奎生先生的细心指导,张竞毅先生的精心编辑,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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